第二三三章 建立新王朝需要彻底重筑秩序
地主和豪强这两个称呼,经常被联系在一起,但其实还是有差异的。地主简单说,拥有较多土地的人,都可以称为地主。
但并不是所有地主都是豪强,能够上升到豪强的,能称得上豪强的其实都是比较大的地主,而且豪强不仅是在经济上占有了更多土地,更是拥有很大的特权。
司马迁的《史记·货殖传》中形容汉代的豪强“大富霸一郡,中富霸一县,下富霸一乡一里”。拥有了足够多的土地,就能够称为地主,但要晋身豪强可没那么容易。
汉代豪强最大的特点,就是在地方上,拥有极大的特权和势力。这些特权是怎么来的?可不仅仅是因为地主,拥有更多土地,在经济上更加强势这么简单。
汉代的豪强之所以能量巨大,是因为他们不仅有钱,而且还掌握了大量的人力。
汉代,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稳定封建王朝,是青铜时代真正进入铁器时代后的第一个稳定大帝国。随着农耕技术的提升,农庄经济成为了汉代竞争力最强的经济形态。
这种农庄经济是经济自然进化的产物,是资本逐步聚集的结果。大大小小农庄的形成,一方面可以使得农业资本得到集中使用,效率更高,另一方面,也使得大量的人口,依附于这些农庄。
农庄的人力聚集,主要是依靠宗族与徒附。
宗族势力的形成,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,以共同的祖先为信仰,形成的利益共同体。这种共同体还会通过姻亲关系,进行密切的勾连,形成巨大的资源网络。掌握这种宗族势力的,就是各个宗族的所谓嫡脉、家主。
宗族势力的发端,是互助,通过宗族将分散的资源联合起来,集中运用,可以更容易共同对抗各种灾害和意外,保持家族的繁衍。
随着这种宗族势力的发展,拥有较多人口的宗族,就会日渐强大,而领导这些宗族的族长,可以调动整个宗族的人力物力,自然就有了更大的权势,就演化为豪强。
这种自发衍化出来的豪强,主要依赖的是地方宗族的人口众多,也就是一乡一里的下富。这些下富如果仅仅通过本宗的人口繁衍,其实发展是极为缓慢的。
但这些小豪强,通过经营农庄,不断吸收那些破产自耕农为徒附,其经济实力和掌控的人口,就会迅速的上升。与此同时,经济能力的提升,使得这些豪强的子弟,能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,进一步打开阶层上升的通道。
汉代继承秦法,实行郡县制,但除了县令、县长、县丞、县尉等少数几个官职,是由朝廷进行指派,其实县中更多的基层胥吏都是在本乡本土中选任。
受过教育的豪强子弟,自然更容易被县令选中,成为县吏。这些出身豪强家庭的县吏,左手掌握官府的权力,右手掌握本地的经济和人力,自然就会逐步发展为霸一县的中富。
当这些中富、下富联结起来,就可以垄断一县的各种权力,甚至架空朝廷委派的县令等官员,与朝廷争夺社会管理的主导权,这就是为何汉代打压豪强,是一种政治常态。
这些大小豪强,垄断了基层权力,与汉朝的中央集权不断进行博弈。汉代下派官员的主要职责之一,就是这些豪强争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导权。
三国时期,很多着名的历史人物,都是出身于这样的豪强势力,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曹魏的李典了。除了李典之外,程昱、许褚,其实都是豪强出身的代表人物。
李典的家族,居于巨野泽附近的乘氏,掌握的宗族、徒附、食客多达数千人,依靠这些人力,形成的私人武装,甚至能与吕布进行对抗。
历史上,程昱不仅是东阿的豪强大户,甚至凭借智慧的名声,能够与兖州刺史刘岱相交。只是程昱没有看上刘岱,最后效忠了曹操而已。
许褚同样是典型的豪强出身,联合地方势力,结乌堡对抗黄巾余部,并因此名声日盛。在历史上,曹操的势力进入豫州之后,才征辟了许褚、李通等地方豪强。
豪强的一大特点,就是掌握了一定的私人武装。乱世出英豪,汉末战乱频繁,给了这些豪强更多的机会,魏蜀吴三国其实很多名臣、将领都是豪强家族出身,投靠了曹、刘、孙三个势力。
然而在汉末之前的和平时期,豪强其实一直是汉廷大力打压的对象,一般的豪强,能够达到霸一县的程度,就已经碰到了天花板了,很难再继续扩张势力。
从整个大汉帝国而言,一县之地,其实已经还是社会基层,霸占一县的豪强,也不过是土霸王罢了,相对整个大汉帝国,依然渺小的很。
这些地方上的小豪强,其实很难参与进帝国的真正管理核心,帝国的管理权,其实是被士人和功勋家族所把持,轮不到这些豪强插手。
例如历史上的程昱,学识、智慧、财富都不缺,但却一直没有入仕进入帝国管理层的机会,直到汉末乱世开启,才能借黄巾之乱声明远播,年过五旬,才被曹操征辟出仕。
能够霸一郡的地方豪强,其实都不是仅仅依靠地方势力崛起,而是依靠混入了仕途才能发到起来。没有足够的官方势力支撑,怎么可能与两千石的郡守、国相进行博弈,达到霸一郡的程度。
这就要提到汉代的两个真正的特权阶层,士人和功勋贵族。
士人是读书人的统称,但这个称呼其实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为贵族服务的“士”演化而来的。
秦汉之前的周朝,实行的是真正的封建制度,即所谓的分封建制,管理国家的是大大小小的贵族,贵族是依靠血脉关系进行传承的。
到了春秋战国时代,周朝的中央集权衰落,诸侯相互竞争吞并,这些贵族就开始从民间选用了大量有才能的人,来为自己服务,这些从民间崛起的新阶层,就是“士”。
战国时期,养士之风盛行,有名的春申君、孟尝君门下食客数千人,这些食客都可以统称为“士”,这个时代的士并没有明显的文武之分,只要有一定才能,又愿意为贵族服务,就可以成为士。
秦统一六国,不仅重新建立了大一统的新帝国,而且废除了分封建制,开始实行郡县制,这是非常大的变革,引发了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。
原有的血脉贵族阶层消失了,但国家需要官员进行管理,需要新的阶层替代这些贵族。秦代重法,压制儒家,新兴的管理阶层,主要是那些立过功勋的将士,也就是功勋贵族。
秦二世而亡,汉承秦制,延续了郡县制的架构,汉初的官员阶层,也主要是来源于汉朝建立过程中的功勋贵族。但经过修养生息,汉朝的统治稳定下来后,帝国管理的复杂性也随之上升,只用功勋贵族来管理国家已经不够了。
自汉武帝时期,开始独尊儒术,其实就是大汉朝廷,为满足中高级人才的需要,而作出的变革。汉武帝之后,大量的读书人,才得以入仕为官,读书成了庶民跃升为帝国官员的新途径,由此产生了新的阶层,士人。
也是由此开始,士人才成为读书人的统称。士人实际上,最早来源于平民阶层,是春秋战国贵族豢养的食客的一部分。在汉武帝之后,才专指那些读过书的人,至于食客中,没有读书的那部分人,则转化成了“游侠儿”。
汉初的士人阶层实际规模很小,但出于帝国管理的需要,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经学的发展,这个阶层才得以迅速壮大,到了东汉,已经成为帝国官员的核心力量。
士人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,但教育需要经济实力为支撑,自然就会与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的地主、豪强结合在一起,许多地主豪强子弟,因此拿起了书本,逐渐开始儒家化。
帝国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,这些读过书的士人就有了入仕做官的机会,自然就吸引了大量地主豪强子弟的加入。但随着士人规模的扩大,帝国的官职反而不够士人的分配了。
士人之间,为了夺取这些官职,展开了内部的激烈竞争,仅仅是读过书,已经不足以充任帝国官员了,大部分的中小地主、地方豪强子弟,即使能读书识字也被排挤出了帝国官员群体之外。
竞争的胜出者,逐渐垄断了大汉帝国的官职,在学术上形成了经学的十几个流派,只有这些流派的传承者,才有机会获得大汉的官职,这就是经学宗法和家学传承的由来。
所谓古今经学之争,固然有着很多学术领域的因素,但其背后,也同样隐藏着对官帽子的争夺。
当这种官员的垄断程度逐渐加深,两汉四百年,衍生出了诸多世代子弟能够入仕为官的家族,这就是世家。
顶级的世家,经常有子弟能够出任三公九卿的高位,甚至连续几代有人出任三公,例如汝南袁氏、弘农杨氏、安陆黄氏等。
次一级的世家,则是所谓的世代两千石之家,经过家族的系统教育培养和人脉支撑,家族子弟几乎每代都有人,能够出任两千石的官职。
再差一级的,就是家族中出过两千石以上的官员,同时有诸多的子弟,不断的出任六百石、千石官员,随时可以冲击两千石级别。
至于那些家中近几代只有千石以下职位的,已经不足以称为世家了。只能算是普通的士人家族。这样的家族如果有一两代人没能继续入仕,就会衰落成“寒门”。
秦汉采用郡县制,消灭了血脉贵族,顶替上来的帝国管理阶层,无论是功勋贵族还是士人,其实最早都是来源于平民阶层,但经过数百年的发展,这些管理层的后人,再次垄断了帝国管理层的官职资源,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。
打个不恰当的比喻,汉帝国官员的选任,类似于后世的大公司招聘,基本的招聘要求就订到了硕士研究生毕业。但这些特权阶层却垄断了硕士生导师的资格,那么能够入选的不是他们的后人,就是他们的弟子。
普通的豪强,虽然有机会送家族子弟去接受教育,但只能读到本科毕业,即使能力很突出,但按照只招聘硕士生的条件,他们永远没机会得到选任资格,除非他们把这些子弟送入导师的门下,这就是汉代门生关系的重要性。
丁宽出身小吏之家,就是依靠拜师徐淑的关系,才能勉强混了个士人的身份,汉末的刀兵战乱,打破了和平时期的官员晋升体系,才使得他有机会脱颖而出。
汉代的两个特权阶层,士人阶层是依靠儒家经学体系构成的,通过血脉、姻亲、门生和故吏,编织了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,几乎垄断的了汉帝国的管理权。
这些编织社会关系网的各种关联,血脉、姻亲、门生、故吏,都是私人的社会关系。但士人集团牛逼的地方就在于,他们把这些私人关系的维系方法,抽象到了道德的高度。
大汉士人以儒家道德为标准,为士人整个团体,建立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,并成功把这种行为模式,推广成为整个帝国整体共识。
这种被群体所接受和遵循的行为标准,就脱离了私人关系的范畴。只要个体的行为,达到了这个标准,就会被整个群体所接受,这就是所谓的名望。
道德标准一旦被抽象出来,轻易是不会作出太大改变的,这就保持了整个士人集团的整体稳定性。同时也使得整个士人团体,能够依照共同的步调来行事,更容易团结力量。
至于功勋贵族,其实是依附在皇权之下的,包括宗亲、外戚、甚至宦官的家族。这些功勋家族通过与皇帝的密切关系,成为皇权的外延,与已经发展成庞然大物的士人集团,共同垄断帝国的高层权力。
只不过功勋贵族对皇权的依附,是建立在皇帝个人的喜好之上的。这种喜好,既不稳定,也很难通过血脉进行传承,就造成了功勋贵族内部经常的进行更迭。
大汉的功勋贵族,是代表皇权来掌管国家权力的,外戚、宦官之间的不断斗争、倾轧,其实是功勋贵族之间的权力之争,大部分时候,士人集团是在冷眼旁观的,把这当成了皇权内部的家事。
皇权是帝国架构的天然最高权力,士人集团对国家的管理权,也是依附在皇权之下。只是士人抽象出来的道德规范,一旦成为了整体社会的规范,却反过来开始制约皇权。随着士人集团的发展壮大,与皇权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,这就是相权与皇权之争。
皇帝依靠功勋贵族集团牢牢把持了中央那张椅子,士人集团以道德体系为团体的共同理念,围绕着这张椅子,将“忠”、孝这些理念,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准绳。
中央的椅子只有一张,被神话为龙椅,汉朝士人集团,并没有想要去抢夺那把椅子,但却在龙椅之下,多设一些高级的凳子,与这张龙椅共享权力。
坐上龙椅的资格是靠皇家血脉来传承的,在帝国时代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道德正义性。龙椅边的的凳子,则主要是由士人集团和勋贵集团在分享。
但随着大汉的发展,帝国管理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,围绕在龙椅周围的凳子,获得的权力也越来越大,甚至有了与龙椅争端权力的能力。
围绕坐龙椅资格和做凳子资格的争夺,就是大汉几百年来中枢权力倾轧的实质。尤其是东汉天子寿命普遍较短,更是加剧了这种争夺的烈度和频率。
而宦官也凭借与东汉天子的亲密关系,获得了坐上椅子的资格,与勋贵、士人争抢起来这些凳子,这就是党锢之祸的根源。
有经学流派为依托,汉朝士人集团内部分配凳子,有一定的规范和秩序勋贵,最后形成世家,可以把做凳子的权力世代相传。
宦官与勋贵之间的争夺,则更加的血腥和无序,而且很难把权力继承给后代。这就是为什么,曹操曹孟德,出身勋贵家族,有极深宦官背景,却要一心挤入士人集团的原因。
世家、勋贵、宦官,在中枢之内,抢夺的是围绕龙椅的凳子。但到了地方上,抢夺的就是地方的话语权。能够大富霸一郡的,只能是世家、勋贵、宦官这种,有抢凳子资格的家族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世家、勋贵、宦官对中枢的凳子、地方的话语权,垄断的越来越紧密,社会阶层日渐固化,压制其他人的层级跃迁机会。
很多被压制的士人,对把持了帝国权力的皇族、世家、勋贵、宦官日渐不满,加之皇族、世家、勋贵、宦官对社会的各种强取豪夺,才造成了汉末冲突的愈演愈烈。
党锢之祸,是权力分配失衡的结果,也是汉末乱世的前奏。只是由于宦官群体,恣意贪赃不法,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,使得党人有了道德的至高点。但本质上,党锢之祸仍然是对权力的争夺。
灵帝一朝,从清算窦武的辛亥政潮开始,历经党锢之祸、黄巾之乱、何进被诛、董卓进京,原本的社会秩序已经彻底崩塌。
丁宽要建立新王朝,不仅要击败诸多乘乱而起的诸侯,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建立这些社会阶层的新秩序,将社会矛盾重新缓和到可控的范围之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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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并不是所有地主都是豪强,能够上升到豪强的,能称得上豪强的其实都是比较大的地主,而且豪强不仅是在经济上占有了更多土地,更是拥有很大的特权。
司马迁的《史记·货殖传》中形容汉代的豪强“大富霸一郡,中富霸一县,下富霸一乡一里”。拥有了足够多的土地,就能够称为地主,但要晋身豪强可没那么容易。
汉代豪强最大的特点,就是在地方上,拥有极大的特权和势力。这些特权是怎么来的?可不仅仅是因为地主,拥有更多土地,在经济上更加强势这么简单。
汉代的豪强之所以能量巨大,是因为他们不仅有钱,而且还掌握了大量的人力。
汉代,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稳定封建王朝,是青铜时代真正进入铁器时代后的第一个稳定大帝国。随着农耕技术的提升,农庄经济成为了汉代竞争力最强的经济形态。
这种农庄经济是经济自然进化的产物,是资本逐步聚集的结果。大大小小农庄的形成,一方面可以使得农业资本得到集中使用,效率更高,另一方面,也使得大量的人口,依附于这些农庄。
农庄的人力聚集,主要是依靠宗族与徒附。
宗族势力的形成,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,以共同的祖先为信仰,形成的利益共同体。这种共同体还会通过姻亲关系,进行密切的勾连,形成巨大的资源网络。掌握这种宗族势力的,就是各个宗族的所谓嫡脉、家主。
宗族势力的发端,是互助,通过宗族将分散的资源联合起来,集中运用,可以更容易共同对抗各种灾害和意外,保持家族的繁衍。
随着这种宗族势力的发展,拥有较多人口的宗族,就会日渐强大,而领导这些宗族的族长,可以调动整个宗族的人力物力,自然就有了更大的权势,就演化为豪强。
这种自发衍化出来的豪强,主要依赖的是地方宗族的人口众多,也就是一乡一里的下富。这些下富如果仅仅通过本宗的人口繁衍,其实发展是极为缓慢的。
但这些小豪强,通过经营农庄,不断吸收那些破产自耕农为徒附,其经济实力和掌控的人口,就会迅速的上升。与此同时,经济能力的提升,使得这些豪强的子弟,能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,进一步打开阶层上升的通道。
汉代继承秦法,实行郡县制,但除了县令、县长、县丞、县尉等少数几个官职,是由朝廷进行指派,其实县中更多的基层胥吏都是在本乡本土中选任。
受过教育的豪强子弟,自然更容易被县令选中,成为县吏。这些出身豪强家庭的县吏,左手掌握官府的权力,右手掌握本地的经济和人力,自然就会逐步发展为霸一县的中富。
当这些中富、下富联结起来,就可以垄断一县的各种权力,甚至架空朝廷委派的县令等官员,与朝廷争夺社会管理的主导权,这就是为何汉代打压豪强,是一种政治常态。
这些大小豪强,垄断了基层权力,与汉朝的中央集权不断进行博弈。汉代下派官员的主要职责之一,就是这些豪强争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导权。
三国时期,很多着名的历史人物,都是出身于这样的豪强势力,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曹魏的李典了。除了李典之外,程昱、许褚,其实都是豪强出身的代表人物。
李典的家族,居于巨野泽附近的乘氏,掌握的宗族、徒附、食客多达数千人,依靠这些人力,形成的私人武装,甚至能与吕布进行对抗。
历史上,程昱不仅是东阿的豪强大户,甚至凭借智慧的名声,能够与兖州刺史刘岱相交。只是程昱没有看上刘岱,最后效忠了曹操而已。
许褚同样是典型的豪强出身,联合地方势力,结乌堡对抗黄巾余部,并因此名声日盛。在历史上,曹操的势力进入豫州之后,才征辟了许褚、李通等地方豪强。
豪强的一大特点,就是掌握了一定的私人武装。乱世出英豪,汉末战乱频繁,给了这些豪强更多的机会,魏蜀吴三国其实很多名臣、将领都是豪强家族出身,投靠了曹、刘、孙三个势力。
然而在汉末之前的和平时期,豪强其实一直是汉廷大力打压的对象,一般的豪强,能够达到霸一县的程度,就已经碰到了天花板了,很难再继续扩张势力。
从整个大汉帝国而言,一县之地,其实已经还是社会基层,霸占一县的豪强,也不过是土霸王罢了,相对整个大汉帝国,依然渺小的很。
这些地方上的小豪强,其实很难参与进帝国的真正管理核心,帝国的管理权,其实是被士人和功勋家族所把持,轮不到这些豪强插手。
例如历史上的程昱,学识、智慧、财富都不缺,但却一直没有入仕进入帝国管理层的机会,直到汉末乱世开启,才能借黄巾之乱声明远播,年过五旬,才被曹操征辟出仕。
能够霸一郡的地方豪强,其实都不是仅仅依靠地方势力崛起,而是依靠混入了仕途才能发到起来。没有足够的官方势力支撑,怎么可能与两千石的郡守、国相进行博弈,达到霸一郡的程度。
这就要提到汉代的两个真正的特权阶层,士人和功勋贵族。
士人是读书人的统称,但这个称呼其实是从春秋战国时期为贵族服务的“士”演化而来的。
秦汉之前的周朝,实行的是真正的封建制度,即所谓的分封建制,管理国家的是大大小小的贵族,贵族是依靠血脉关系进行传承的。
到了春秋战国时代,周朝的中央集权衰落,诸侯相互竞争吞并,这些贵族就开始从民间选用了大量有才能的人,来为自己服务,这些从民间崛起的新阶层,就是“士”。
战国时期,养士之风盛行,有名的春申君、孟尝君门下食客数千人,这些食客都可以统称为“士”,这个时代的士并没有明显的文武之分,只要有一定才能,又愿意为贵族服务,就可以成为士。
秦统一六国,不仅重新建立了大一统的新帝国,而且废除了分封建制,开始实行郡县制,这是非常大的变革,引发了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。
原有的血脉贵族阶层消失了,但国家需要官员进行管理,需要新的阶层替代这些贵族。秦代重法,压制儒家,新兴的管理阶层,主要是那些立过功勋的将士,也就是功勋贵族。
秦二世而亡,汉承秦制,延续了郡县制的架构,汉初的官员阶层,也主要是来源于汉朝建立过程中的功勋贵族。但经过修养生息,汉朝的统治稳定下来后,帝国管理的复杂性也随之上升,只用功勋贵族来管理国家已经不够了。
自汉武帝时期,开始独尊儒术,其实就是大汉朝廷,为满足中高级人才的需要,而作出的变革。汉武帝之后,大量的读书人,才得以入仕为官,读书成了庶民跃升为帝国官员的新途径,由此产生了新的阶层,士人。
也是由此开始,士人才成为读书人的统称。士人实际上,最早来源于平民阶层,是春秋战国贵族豢养的食客的一部分。在汉武帝之后,才专指那些读过书的人,至于食客中,没有读书的那部分人,则转化成了“游侠儿”。
汉初的士人阶层实际规模很小,但出于帝国管理的需要,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经学的发展,这个阶层才得以迅速壮大,到了东汉,已经成为帝国官员的核心力量。
士人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,但教育需要经济实力为支撑,自然就会与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的地主、豪强结合在一起,许多地主豪强子弟,因此拿起了书本,逐渐开始儒家化。
帝国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,这些读过书的士人就有了入仕做官的机会,自然就吸引了大量地主豪强子弟的加入。但随着士人规模的扩大,帝国的官职反而不够士人的分配了。
士人之间,为了夺取这些官职,展开了内部的激烈竞争,仅仅是读过书,已经不足以充任帝国官员了,大部分的中小地主、地方豪强子弟,即使能读书识字也被排挤出了帝国官员群体之外。
竞争的胜出者,逐渐垄断了大汉帝国的官职,在学术上形成了经学的十几个流派,只有这些流派的传承者,才有机会获得大汉的官职,这就是经学宗法和家学传承的由来。
所谓古今经学之争,固然有着很多学术领域的因素,但其背后,也同样隐藏着对官帽子的争夺。
当这种官员的垄断程度逐渐加深,两汉四百年,衍生出了诸多世代子弟能够入仕为官的家族,这就是世家。
顶级的世家,经常有子弟能够出任三公九卿的高位,甚至连续几代有人出任三公,例如汝南袁氏、弘农杨氏、安陆黄氏等。
次一级的世家,则是所谓的世代两千石之家,经过家族的系统教育培养和人脉支撑,家族子弟几乎每代都有人,能够出任两千石的官职。
再差一级的,就是家族中出过两千石以上的官员,同时有诸多的子弟,不断的出任六百石、千石官员,随时可以冲击两千石级别。
至于那些家中近几代只有千石以下职位的,已经不足以称为世家了。只能算是普通的士人家族。这样的家族如果有一两代人没能继续入仕,就会衰落成“寒门”。
秦汉采用郡县制,消灭了血脉贵族,顶替上来的帝国管理阶层,无论是功勋贵族还是士人,其实最早都是来源于平民阶层,但经过数百年的发展,这些管理层的后人,再次垄断了帝国管理层的官职资源,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。
打个不恰当的比喻,汉帝国官员的选任,类似于后世的大公司招聘,基本的招聘要求就订到了硕士研究生毕业。但这些特权阶层却垄断了硕士生导师的资格,那么能够入选的不是他们的后人,就是他们的弟子。
普通的豪强,虽然有机会送家族子弟去接受教育,但只能读到本科毕业,即使能力很突出,但按照只招聘硕士生的条件,他们永远没机会得到选任资格,除非他们把这些子弟送入导师的门下,这就是汉代门生关系的重要性。
丁宽出身小吏之家,就是依靠拜师徐淑的关系,才能勉强混了个士人的身份,汉末的刀兵战乱,打破了和平时期的官员晋升体系,才使得他有机会脱颖而出。
汉代的两个特权阶层,士人阶层是依靠儒家经学体系构成的,通过血脉、姻亲、门生和故吏,编织了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,几乎垄断的了汉帝国的管理权。
这些编织社会关系网的各种关联,血脉、姻亲、门生、故吏,都是私人的社会关系。但士人集团牛逼的地方就在于,他们把这些私人关系的维系方法,抽象到了道德的高度。
大汉士人以儒家道德为标准,为士人整个团体,建立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,并成功把这种行为模式,推广成为整个帝国整体共识。
这种被群体所接受和遵循的行为标准,就脱离了私人关系的范畴。只要个体的行为,达到了这个标准,就会被整个群体所接受,这就是所谓的名望。
道德标准一旦被抽象出来,轻易是不会作出太大改变的,这就保持了整个士人集团的整体稳定性。同时也使得整个士人团体,能够依照共同的步调来行事,更容易团结力量。
至于功勋贵族,其实是依附在皇权之下的,包括宗亲、外戚、甚至宦官的家族。这些功勋家族通过与皇帝的密切关系,成为皇权的外延,与已经发展成庞然大物的士人集团,共同垄断帝国的高层权力。
只不过功勋贵族对皇权的依附,是建立在皇帝个人的喜好之上的。这种喜好,既不稳定,也很难通过血脉进行传承,就造成了功勋贵族内部经常的进行更迭。
大汉的功勋贵族,是代表皇权来掌管国家权力的,外戚、宦官之间的不断斗争、倾轧,其实是功勋贵族之间的权力之争,大部分时候,士人集团是在冷眼旁观的,把这当成了皇权内部的家事。
皇权是帝国架构的天然最高权力,士人集团对国家的管理权,也是依附在皇权之下。只是士人抽象出来的道德规范,一旦成为了整体社会的规范,却反过来开始制约皇权。随着士人集团的发展壮大,与皇权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,这就是相权与皇权之争。
皇帝依靠功勋贵族集团牢牢把持了中央那张椅子,士人集团以道德体系为团体的共同理念,围绕着这张椅子,将“忠”、孝这些理念,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准绳。
中央的椅子只有一张,被神话为龙椅,汉朝士人集团,并没有想要去抢夺那把椅子,但却在龙椅之下,多设一些高级的凳子,与这张龙椅共享权力。
坐上龙椅的资格是靠皇家血脉来传承的,在帝国时代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和道德正义性。龙椅边的的凳子,则主要是由士人集团和勋贵集团在分享。
但随着大汉的发展,帝国管理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,围绕在龙椅周围的凳子,获得的权力也越来越大,甚至有了与龙椅争端权力的能力。
围绕坐龙椅资格和做凳子资格的争夺,就是大汉几百年来中枢权力倾轧的实质。尤其是东汉天子寿命普遍较短,更是加剧了这种争夺的烈度和频率。
而宦官也凭借与东汉天子的亲密关系,获得了坐上椅子的资格,与勋贵、士人争抢起来这些凳子,这就是党锢之祸的根源。
有经学流派为依托,汉朝士人集团内部分配凳子,有一定的规范和秩序勋贵,最后形成世家,可以把做凳子的权力世代相传。
宦官与勋贵之间的争夺,则更加的血腥和无序,而且很难把权力继承给后代。这就是为什么,曹操曹孟德,出身勋贵家族,有极深宦官背景,却要一心挤入士人集团的原因。
世家、勋贵、宦官,在中枢之内,抢夺的是围绕龙椅的凳子。但到了地方上,抢夺的就是地方的话语权。能够大富霸一郡的,只能是世家、勋贵、宦官这种,有抢凳子资格的家族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世家、勋贵、宦官对中枢的凳子、地方的话语权,垄断的越来越紧密,社会阶层日渐固化,压制其他人的层级跃迁机会。
很多被压制的士人,对把持了帝国权力的皇族、世家、勋贵、宦官日渐不满,加之皇族、世家、勋贵、宦官对社会的各种强取豪夺,才造成了汉末冲突的愈演愈烈。
党锢之祸,是权力分配失衡的结果,也是汉末乱世的前奏。只是由于宦官群体,恣意贪赃不法,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,使得党人有了道德的至高点。但本质上,党锢之祸仍然是对权力的争夺。
灵帝一朝,从清算窦武的辛亥政潮开始,历经党锢之祸、黄巾之乱、何进被诛、董卓进京,原本的社会秩序已经彻底崩塌。
丁宽要建立新王朝,不仅要击败诸多乘乱而起的诸侯,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建立这些社会阶层的新秩序,将社会矛盾重新缓和到可控的范围之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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