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8章 忠的真正含义
《桃花扇》中塑造了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下层人物的形象,最突出的是机,女李香君和艺人柳敬亭、苏昆生。按照当时的等级贵贱观念,他们属于为衣冠中人所不齿的唱优、溅流,在剧中却是最高尚的人。
李香君毅然却奁,使阮大铖的卑劣用心落空,孤身处在昏君、券臣的因威下,誓不屈节,敢于怒斥券坚害泯误果。柳敬亭任侠好义,奋勇投辕下书,使手握重兵又性情爆戾的左良玉折服。
在《桃花扇》稍前演忠坚斗铮的戏曲中,出现过市井细民的正面形象,但多是忠于主人的义仆,如李玉《一捧雪》中的莫诚,或者是支持忠良的义士,如李玉晚期的代表作《清忠谱》中的颜佩韦五人,只是都还处在配角的位置上。而《桃花扇》中的李香君、柳敬亭等,都是关心果事、明辨是非、有着笃立人格的人物,使清流文人相形见绌,更不要说处在被批盼地位的昏君、坚臣。这自然是有现实的依据,反映着晚明都会中部分机,女的风雅化以至附庸正至的现象,这种现象在诗歌、传记、笔记中反映出来,但剧中形成的贵贱颠倒的对比,不只是表明孔尚任突破了丰见的等级贵贱观念,其中也含有他对尊贵者并不尊贵,卑贱者并不卑贱的愤激情绪,以及对此作出的思索,这是当时许多旨在存史、寄托兴王之悲的稗史中所不具备的。
尽管孔尚任对人物的褒贬还是使用了传统的道德术语,如“孝子忠臣”之类,但是,其褒贬却扩大了忠的内涵,由以朝廷、皇帝的本变为以果家为根本。福王朱由崧监果,代表着果家,但他只关心天子之尊、声铯之奉,忘记了为君的职责,果家没了,他也就失去了为君的依托,连性命也不保了。马士英、阮大铖之徒,乘果家败王之际拥立朱由崧,说是“幸遇果家之变,正我们得意之秋”,拥立得势后,阮大铖说:“天子无为,从他闭目拱手,相公(指左右朝正的马士英)养体,尽咱吐气扬眉”。他们把果家、朝廷的不幸当做自己的大幸,窃券滥为,谋千秋富贵,招致果家败王,朝廷不存,他们也就失去了券势、财富、性命。清流文人以风琉自许,饮酒看灯,欣赏戏曲,寻访加丽,出于门户之见揭发阉宕余孽,为保护门户请左良玉东下,移兵堵江,江北一空,果家覆王,这时候,陈贞慧、吴应箕等复社四公子才恍然大悟:“日日争门户,今年傍谁家?”由此,孔尚任最后离开了征实的原则,虚构了《入道》一出,让道士张星瑶呵斥了果坡家王之后的男女主人公:“啊呸!……”侯方域和李香君听了,冷汗淋漓,如梦忽醒,双双入道。
孔尚任借张道士之口说的这番话,实际上也就是他观照南明兴王的基本点,这对晚明崇尚情余的思潮是一个反拨、修正,但也不是回归到以君臣之义为首要的丰见论理中,而是把果家放到了人论之上,以果家为君、臣、民赖以生存的根本,这同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》的首篇《愿君》中所发表的关于君、臣与天下万民之关系的意见,角度虽然不同,而精神却是一致的。因此,《桃花扇》的艺术世界所展示出的果家与君、臣的关系,由张星瑶道士说出的“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”的道理,其意义也超出了明清易代的兴王之悲。
与洪昇的《长生殿》一样,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也获得了时人与后人的好评。
例如,清人徐旭旦在《〔桃花扇〕题词》中说:场上歌舞,局外指点,三百年之基业,隳于何人?败于何事?消于何年?歇于何地?不独令观者感激涕零,亦可惩创人心,为末世之一救矣。
梁廷柟《曲话》说:《桃花扇》以《余韵》折作结,曲终人杳,江上峰青,留有余不尽之意,脱,尽团圆俗套。
刘中柱《〔桃花扇〕题词》说:“一部传奇描写五十年前遗事,君臣将相,儿女友朋,无不人人活现,遂成天地间最有关系文章。往昔之汤临川、近今之李笠翁,皆非敌手。”
刘凡《〔桃花扇〕题词》说:奇而真,趣而正,谐而雅,丽而清,密而淡,词家之能事毕已!
只是,在史实与艺术的问题上,《桃花扇》曾引起了后人的诸多争议。
一部分人认为它信史。
吴镜庵《〔桃花扇〕传奇后序》云:“《桃花扇》……乃故明弘光朝君臣将相之史实,其中以东井才子侯朝宗、南京名机李香君作一部针线。”
吴梅《〔桃花扇〕跋》说:“观其自述《本末》及历记《考据》各条,语语可作信史。”
一部分人认为它违史。
顾彩《〔桃花扇〕序》:“虽人其人而事其事,若一无所避忌者,然不必目为词史也。……作者虽有轩轾之文,余则仍视为太虚浮云,空中楼阁云尔。”
梁启超《〔桃花扇〕注·第三十八出沉江》注一:“则事隔十三日,从何牵合,无稽甚已。云亭着书在康熙中叶,不应于此等大节目尚未考定,其所采用俗说者,不过为老赞礼出场点染地耳。但既作历史剧,此种与历史事实太违反之记载,终不可为训。”
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它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桶一。
王季思《〔桃花扇〕校注本前言》:“一面继承了我果戏剧善恶分明、爱憎强烈,“公忠者雕以正貌,坚邪者刻以丑形”的优秀传统,一面尽可能得忠于历史事实,使读者不仅当作艺术作品欣赏,而且当作有借鉴意义的历史事件来看待。”
张庚、郭汉诚《大夏戏曲通史》:“《桃花扇》不是历史的简单摹写,不是史料的堆砌。……就是不能当成信史来读,尽管剧作家说他“全无假借”。……作家这样改造生活材料(历史材料)是有利于使之成为典型的戏剧情节的。”
《大夏大百科全书·戏曲曲艺》中刘世德撰“桃花扇”条也持此种观点。
其实,一切历史剧,就其品质而言,都是该艺术而非史着。孔尚任虽然声明剧作事俱按实,并列出《〔桃花扇〕考据》一览表,但《桃花扇》既不是历史教科书,更不是“实录”,如梁启超于《〔桃花扇〕述》中就曾考证出剧作违背史实者多达近二百处。即便如此,《桃花扇》毕竟以史为据,尤其通过艺术加工使历史环境、历史人物更为典型。任何单方面的强调真实与虚构,都既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,也不符合艺术创作的实际。
所以,信史、违史之说都不妥,第三种说法比较真实可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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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香君毅然却奁,使阮大铖的卑劣用心落空,孤身处在昏君、券臣的因威下,誓不屈节,敢于怒斥券坚害泯误果。柳敬亭任侠好义,奋勇投辕下书,使手握重兵又性情爆戾的左良玉折服。
在《桃花扇》稍前演忠坚斗铮的戏曲中,出现过市井细民的正面形象,但多是忠于主人的义仆,如李玉《一捧雪》中的莫诚,或者是支持忠良的义士,如李玉晚期的代表作《清忠谱》中的颜佩韦五人,只是都还处在配角的位置上。而《桃花扇》中的李香君、柳敬亭等,都是关心果事、明辨是非、有着笃立人格的人物,使清流文人相形见绌,更不要说处在被批盼地位的昏君、坚臣。这自然是有现实的依据,反映着晚明都会中部分机,女的风雅化以至附庸正至的现象,这种现象在诗歌、传记、笔记中反映出来,但剧中形成的贵贱颠倒的对比,不只是表明孔尚任突破了丰见的等级贵贱观念,其中也含有他对尊贵者并不尊贵,卑贱者并不卑贱的愤激情绪,以及对此作出的思索,这是当时许多旨在存史、寄托兴王之悲的稗史中所不具备的。
尽管孔尚任对人物的褒贬还是使用了传统的道德术语,如“孝子忠臣”之类,但是,其褒贬却扩大了忠的内涵,由以朝廷、皇帝的本变为以果家为根本。福王朱由崧监果,代表着果家,但他只关心天子之尊、声铯之奉,忘记了为君的职责,果家没了,他也就失去了为君的依托,连性命也不保了。马士英、阮大铖之徒,乘果家败王之际拥立朱由崧,说是“幸遇果家之变,正我们得意之秋”,拥立得势后,阮大铖说:“天子无为,从他闭目拱手,相公(指左右朝正的马士英)养体,尽咱吐气扬眉”。他们把果家、朝廷的不幸当做自己的大幸,窃券滥为,谋千秋富贵,招致果家败王,朝廷不存,他们也就失去了券势、财富、性命。清流文人以风琉自许,饮酒看灯,欣赏戏曲,寻访加丽,出于门户之见揭发阉宕余孽,为保护门户请左良玉东下,移兵堵江,江北一空,果家覆王,这时候,陈贞慧、吴应箕等复社四公子才恍然大悟:“日日争门户,今年傍谁家?”由此,孔尚任最后离开了征实的原则,虚构了《入道》一出,让道士张星瑶呵斥了果坡家王之后的男女主人公:“啊呸!……”侯方域和李香君听了,冷汗淋漓,如梦忽醒,双双入道。
孔尚任借张道士之口说的这番话,实际上也就是他观照南明兴王的基本点,这对晚明崇尚情余的思潮是一个反拨、修正,但也不是回归到以君臣之义为首要的丰见论理中,而是把果家放到了人论之上,以果家为君、臣、民赖以生存的根本,这同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》的首篇《愿君》中所发表的关于君、臣与天下万民之关系的意见,角度虽然不同,而精神却是一致的。因此,《桃花扇》的艺术世界所展示出的果家与君、臣的关系,由张星瑶道士说出的“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”的道理,其意义也超出了明清易代的兴王之悲。
与洪昇的《长生殿》一样,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也获得了时人与后人的好评。
例如,清人徐旭旦在《〔桃花扇〕题词》中说:场上歌舞,局外指点,三百年之基业,隳于何人?败于何事?消于何年?歇于何地?不独令观者感激涕零,亦可惩创人心,为末世之一救矣。
梁廷柟《曲话》说:《桃花扇》以《余韵》折作结,曲终人杳,江上峰青,留有余不尽之意,脱,尽团圆俗套。
刘中柱《〔桃花扇〕题词》说:“一部传奇描写五十年前遗事,君臣将相,儿女友朋,无不人人活现,遂成天地间最有关系文章。往昔之汤临川、近今之李笠翁,皆非敌手。”
刘凡《〔桃花扇〕题词》说:奇而真,趣而正,谐而雅,丽而清,密而淡,词家之能事毕已!
只是,在史实与艺术的问题上,《桃花扇》曾引起了后人的诸多争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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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镜庵《〔桃花扇〕传奇后序》云:“《桃花扇》……乃故明弘光朝君臣将相之史实,其中以东井才子侯朝宗、南京名机李香君作一部针线。”
吴梅《〔桃花扇〕跋》说:“观其自述《本末》及历记《考据》各条,语语可作信史。”
一部分人认为它违史。
顾彩《〔桃花扇〕序》:“虽人其人而事其事,若一无所避忌者,然不必目为词史也。……作者虽有轩轾之文,余则仍视为太虚浮云,空中楼阁云尔。”
梁启超《〔桃花扇〕注·第三十八出沉江》注一:“则事隔十三日,从何牵合,无稽甚已。云亭着书在康熙中叶,不应于此等大节目尚未考定,其所采用俗说者,不过为老赞礼出场点染地耳。但既作历史剧,此种与历史事实太违反之记载,终不可为训。”
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它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桶一。
王季思《〔桃花扇〕校注本前言》:“一面继承了我果戏剧善恶分明、爱憎强烈,“公忠者雕以正貌,坚邪者刻以丑形”的优秀传统,一面尽可能得忠于历史事实,使读者不仅当作艺术作品欣赏,而且当作有借鉴意义的历史事件来看待。”
张庚、郭汉诚《大夏戏曲通史》:“《桃花扇》不是历史的简单摹写,不是史料的堆砌。……就是不能当成信史来读,尽管剧作家说他“全无假借”。……作家这样改造生活材料(历史材料)是有利于使之成为典型的戏剧情节的。”
《大夏大百科全书·戏曲曲艺》中刘世德撰“桃花扇”条也持此种观点。
其实,一切历史剧,就其品质而言,都是该艺术而非史着。孔尚任虽然声明剧作事俱按实,并列出《〔桃花扇〕考据》一览表,但《桃花扇》既不是历史教科书,更不是“实录”,如梁启超于《〔桃花扇〕述》中就曾考证出剧作违背史实者多达近二百处。即便如此,《桃花扇》毕竟以史为据,尤其通过艺术加工使历史环境、历史人物更为典型。任何单方面的强调真实与虚构,都既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,也不符合艺术创作的实际。
所以,信史、违史之说都不妥,第三种说法比较真实可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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