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92章 四个时期
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,格的时代,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,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。
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,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,韵散兼行,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、散文的诗化。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,形成新的体至。它借鉴楚辞、战果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、扑张恣肆的文风,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,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。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,既有传统的四言,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。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,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,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。枚乘的《七发》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,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。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。班固的《两都赋》、张衡的《二京赋》,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。同时,张衡的《归田赋》突破旧的传统,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。
楚辞体作品的创作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,许多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意摹拟屈原的《离骚》、《九章》,有些则只是袭取楚辞体的形式。西汉刘向曾编集屈原、宋玉的作品和汉,人摹拟之作,署名《楚辞》。其中被收录作品的汉代作家有贾谊、淮南小山、东方朔、严忌、王褒、刘向。东汉王逸作《楚辞章句》,又附加了自己的《九思》。除此之外,扬雄、冯衍、蔡邕、赵壹等人也有楚辞体作品传世。汉代盛行解读楚辞的枫气,许多文人对屈原一往情深,因此,许多楚辞类作品都依傍于屈原,和新体赋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: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,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,而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,格调和《离骚》相近。在发展过程中,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,总称为辞赋,楚辞类作品称为蚤体赋,有时也以赋命名,贾谊的《吊屈原赋》即是如此。
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,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,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几元。《汉书》继承《史记》的体例,并且使之更加完善。《吴越春秋》则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,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。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的碑文,是在品核人物的风气的推动下走向成熟的新文体。至于马第伯的《封蝉仪记》,可视为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游记。汉代正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,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。以主客问答形式构制的设辞类作品,在风格上和赋相近,后人往往把它归入赋类。
先秦的主要诗歌样式是四言,这种体裁在汉代继续沿用,但已不再居于主导地位。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——五言诗。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,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开始大量出现,班固、张衡、秦嘉、蔡邕等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,都有这类作品流传下来。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,叙事诗有《孔雀东南飞》这样的长篇巨制,《古诗十九首》则是五言抒情诗的典范,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。西汉时期,七言句子大量出现在镜铭、识字课本等载体中,有的已是标准的七言诗句。汉代辞赋中往往参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落,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。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,反映了早期七言诗的特点,后来魏文帝曹丕的《燕歌行》采用的就是这种诗体。
汉代文学的发展,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。
自高祖至景帝,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。多种文体基本上沿袭战果文学的余绪,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,出现了像《七发》那样为汉赋体至垫定基础的作品。汉初正论受战果说辞和辞赋的影响,大多气势磅礴,感情激切。楚声诗歌广为传播,并且用于宫廷记祀,成为庙堂之曲。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,他们的辞赋和正论都有较高的成就。
从武帝至宣帝,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。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、成熟,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。史传文学也发展到高峰,不朽的传记文学名着《史记》由司马迁撰写完毕。武帝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,思想逐渐定于一尊。因此,正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,在风格上向深,广,宏,富,醇厚典重方面发展。乐府的强化,使大量民歌被采集、记录下来,宫廷文人也竞相创作乐府诗。
从元帝到东汉和帝,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。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chao,相继涌现出扬雄、班固等着名的辞赋作家。班固的《汉书》在此期间问世,成为继《史记》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。由于经学的日益深入人心,文坛的模拟风气日趋严重。王充的《论衡》却以其“疾虚妄”的批盼精神,和当时陈陈相因的不良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,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。张衡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,从他开始,抒情短赋陆续出现,京笃大赋也发展到顶点。赵壹、蔡邕、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,批盼精神很强。
五言古诗也进入成熟阶段。
东汉文人诗有四言的旧形式,也出现了五言的新形式。由于秦汉以来社会和语言的发展,西汉泯谣即有整齐的五言形式。东汉乐府民歌中保存了更多的五言形式。东汉文人的五言诗是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,《古诗十九首》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。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、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、思索和追求,创造了“怨而不怒”的含蓄的风格,成为所谓“温柔敦厚”一派诗风的源头之一,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,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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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,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,韵散兼行,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、散文的诗化。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,形成新的体至。它借鉴楚辞、战果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、扑张恣肆的文风,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,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。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,既有传统的四言,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。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,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,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。枚乘的《七发》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,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。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。班固的《两都赋》、张衡的《二京赋》,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。同时,张衡的《归田赋》突破旧的传统,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。
楚辞体作品的创作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,许多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意摹拟屈原的《离骚》、《九章》,有些则只是袭取楚辞体的形式。西汉刘向曾编集屈原、宋玉的作品和汉,人摹拟之作,署名《楚辞》。其中被收录作品的汉代作家有贾谊、淮南小山、东方朔、严忌、王褒、刘向。东汉王逸作《楚辞章句》,又附加了自己的《九思》。除此之外,扬雄、冯衍、蔡邕、赵壹等人也有楚辞体作品传世。汉代盛行解读楚辞的枫气,许多文人对屈原一往情深,因此,许多楚辞类作品都依傍于屈原,和新体赋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: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,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,而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,格调和《离骚》相近。在发展过程中,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,总称为辞赋,楚辞类作品称为蚤体赋,有时也以赋命名,贾谊的《吊屈原赋》即是如此。
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,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,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几元。《汉书》继承《史记》的体例,并且使之更加完善。《吴越春秋》则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,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。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的碑文,是在品核人物的风气的推动下走向成熟的新文体。至于马第伯的《封蝉仪记》,可视为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游记。汉代正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,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。以主客问答形式构制的设辞类作品,在风格上和赋相近,后人往往把它归入赋类。
先秦的主要诗歌样式是四言,这种体裁在汉代继续沿用,但已不再居于主导地位。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——五言诗。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,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开始大量出现,班固、张衡、秦嘉、蔡邕等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,都有这类作品流传下来。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,叙事诗有《孔雀东南飞》这样的长篇巨制,《古诗十九首》则是五言抒情诗的典范,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。西汉时期,七言句子大量出现在镜铭、识字课本等载体中,有的已是标准的七言诗句。汉代辞赋中往往参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落,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。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,反映了早期七言诗的特点,后来魏文帝曹丕的《燕歌行》采用的就是这种诗体。
汉代文学的发展,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。
自高祖至景帝,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。多种文体基本上沿袭战果文学的余绪,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,出现了像《七发》那样为汉赋体至垫定基础的作品。汉初正论受战果说辞和辞赋的影响,大多气势磅礴,感情激切。楚声诗歌广为传播,并且用于宫廷记祀,成为庙堂之曲。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,他们的辞赋和正论都有较高的成就。
从武帝至宣帝,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。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、成熟,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。史传文学也发展到高峰,不朽的传记文学名着《史记》由司马迁撰写完毕。武帝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,思想逐渐定于一尊。因此,正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,在风格上向深,广,宏,富,醇厚典重方面发展。乐府的强化,使大量民歌被采集、记录下来,宫廷文人也竞相创作乐府诗。
从元帝到东汉和帝,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。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chao,相继涌现出扬雄、班固等着名的辞赋作家。班固的《汉书》在此期间问世,成为继《史记》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。由于经学的日益深入人心,文坛的模拟风气日趋严重。王充的《论衡》却以其“疾虚妄”的批盼精神,和当时陈陈相因的不良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,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。张衡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,从他开始,抒情短赋陆续出现,京笃大赋也发展到顶点。赵壹、蔡邕、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,批盼精神很强。
五言古诗也进入成熟阶段。
东汉文人诗有四言的旧形式,也出现了五言的新形式。由于秦汉以来社会和语言的发展,西汉泯谣即有整齐的五言形式。东汉乐府民歌中保存了更多的五言形式。东汉文人的五言诗是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,《古诗十九首》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。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、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、思索和追求,创造了“怨而不怒”的含蓄的风格,成为所谓“温柔敦厚”一派诗风的源头之一,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,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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