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二十章 茶官榷
大宋的勋贵们众多,仅仅靠醉天堂酒只能满足一少部分人而已。
赵昕还有一个想法,那就是棉花,但眼下棉花还尚未推广,他即便掌握了技术,也是无米下锅啊,所以他再三思索后将目光瞄向了茶叶。
自古以来,关乎国民生计的重要物资,一向都是由官方垄断,最常见的就是盐铁专营,但还有一样东西,它不是生活必需品,但却也纳入了官营,那就是茶叶。
茶源于我国,但饮茶始于何时?据《茶经》记载,“茶之为饮,发乎神农氏,闻于鲁周公”。从神农时代开始发现茶可以作为饮料算起,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。
茶在中国历史上,主要有三个用途,分别是祭祀、入药、食用。
西周时,茶是用来祭祀的,东汉华佗《食经》中记载:“苦茶久食,益意思!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。
当然对于喝茶起源于何时,大家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,有的说起源于汉代,也有的说起源于六朝时期,但毫无疑问的是茶兴盛于隋唐时期。
古人是牛逼的,据唐代陆羽着《茶经》记载,不但形成了饮茶艺术,而且把儒佛道都融入茶文化中。
因为茶有提神益思,生津止渴的功能,所以起先,寺庙最为崇尚饮茶,在寺院周围种植茶树,制定茶礼、设茶堂、选茶头等礼节,唐代形成的茶道分三类,即宫廷茶道、寺院茶礼、文人茶道。
但到了宋代,茶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,且宋太祖赵匡胤极为爱好饮茶,在宫廷成立茶事机关,而且分等级,茶的礼仪已经成了礼制,赐茶已经成为了皇帝笼络大臣们的一种手段。
在赵昕看来,盐关系到天下苍生的性命,而铁则是兵农之本,古代制盐技术不够发达,且交通运输不便利,所以将盐收归国有,也是无可厚非的。
但将茶这一消耗品,收归国有就有些说不过去了。
后世市面上司空见惯的茶叶,从晚唐时开始被纳入官营,成为“茶官榷!”宋朝也继承了这一制度,不继承不行啊!因为老赵家的坑爹制度,每逢灾民四起,就选取精装编入禁军,如此一来,朝廷捉襟见肘,自然不肯放过茶这个获利不非的商品。
宋朝承晚唐、五代之制,在水陆交通便利的六个地方设立榷货务,即江陵府、汉阳军、蕲(qi)州,无为军、真州、海州,又在茶叶的主要产区淮南设有十三个山场,这六务十三场负责征购、储存、和批发。而开封设立的榷货务只负责批发。
在宋代,茶农们被称为“园户”,隶属于十三个茶场。官府每年会提前发放一些钱给园户,称为“本钱”,园户则按照官府配给的数额进行茶叶种植、采摘和加工。也就是说不是自己想种多少就种多少的,一切得由官府说了算。
而制作好后的成品茶,一部分作为茶租上缴给官府,剩下的则由六务十三场收购,不得卖于别人。在抵扣了本钱和茶息之后,园户们才能获得一定的收益,但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,古代无论种植什么,基本上都是靠老天爷吃饭,一旦收成不好,园户们不但要如数偿还本钱外,缺额部分的茶息也要照付不误。
六务十三场完成收购之后,再将这些茶叶转手批发给各地的茶商,最后在大宋各路销售。但茶商并不能随随便便地购买茶叶,而是先要到榷货务缴纳现钱或者金帛,换取类似“盐引”的“茶引!”也就是今天的提货单,随后才能到六务十三场批发茶叶。
官府就相当于一级代理,垄断了定价权和经营权,不允许茶商与园户直接交易,而二级代理,茶商们可以自主定价、自主经营。
宋朝太宗和真宗时,对茶官榷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,但最终都未能改变其国家垄断的性质。
站在官府的角度来讲,官府作为一级代理商,能获取绝大部分的利润,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,但由于官府干预过多,茶叶市场的活力不足。
首先,园户未能完成官府派给的种植任务的话,茶息却还是要照付的,如此一来,搞得一些园户入不敷出,只能靠“贴田卖屋”来抵偿,无疑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和从业风险,
其次茶商们和官府做生意往往会处于劣势,为了得到新茶,就得到处巴结送礼,而且官府每年都会根据市场来调节茶的价格,大头都被官府拿走了,剩下的利润又太薄了,所以茶商们缺乏积极性。
官府很聪明,不管怎么样,它都是稳赚不赔的。但排除六务十三场的管理成本,运输成本,仓储成本,损耗成本,还有打击走私的执法成本后,细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由于市场活力不足,所以往往是供大于求,茶叶积压严重。在赵昕看来茶官榷于官、于商、于民均有诸多弊端,就是一个三输的局面。
宋仁宗当政时,围绕废罢茶官榷的问题讨论了好几回,景佑三年,时任权叛户部勾院的叶清臣给宋仁宗算了一笔账:在景佑元年一年内,官府所获得的的茶息是59万贯,茶租是34万贯,但官府从茶商处收的税却高达57万贯,于是叶清臣建议改官榷为通商,如此一来官府不但节省了成本,而且光是收税就能获得几倍的收益,何乐而不为呢?
但不知道怎么得,一帮大臣们研究了好长时间,都以为不可行,所以废除茶官榷的动议只能搁置下来。
庆历三年,朝廷又开始讨论“弛茶盐之禁。”但当时的一把手范仲淹却认为眼下朝廷政缺钱呢?把茶禁放开,等同于让利于商,朝廷缺了这项收入,最后还是会分派到农户的头上。范仲淹本着“与其害农,还不如对商贾加以控制!”
所以即便是商业发达的宋代,重农抑商的思维惯性还是根深蒂固的。
等到庆历四年,朝廷财政宽裕的时候,范仲淹却早已被贬出京城了,正是应了那句话:“花开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!”
有些事情一旦错过了,便再也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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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昕还有一个想法,那就是棉花,但眼下棉花还尚未推广,他即便掌握了技术,也是无米下锅啊,所以他再三思索后将目光瞄向了茶叶。
自古以来,关乎国民生计的重要物资,一向都是由官方垄断,最常见的就是盐铁专营,但还有一样东西,它不是生活必需品,但却也纳入了官营,那就是茶叶。
茶源于我国,但饮茶始于何时?据《茶经》记载,“茶之为饮,发乎神农氏,闻于鲁周公”。从神农时代开始发现茶可以作为饮料算起,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。
茶在中国历史上,主要有三个用途,分别是祭祀、入药、食用。
西周时,茶是用来祭祀的,东汉华佗《食经》中记载:“苦茶久食,益意思!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。
当然对于喝茶起源于何时,大家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,有的说起源于汉代,也有的说起源于六朝时期,但毫无疑问的是茶兴盛于隋唐时期。
古人是牛逼的,据唐代陆羽着《茶经》记载,不但形成了饮茶艺术,而且把儒佛道都融入茶文化中。
因为茶有提神益思,生津止渴的功能,所以起先,寺庙最为崇尚饮茶,在寺院周围种植茶树,制定茶礼、设茶堂、选茶头等礼节,唐代形成的茶道分三类,即宫廷茶道、寺院茶礼、文人茶道。
但到了宋代,茶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,且宋太祖赵匡胤极为爱好饮茶,在宫廷成立茶事机关,而且分等级,茶的礼仪已经成了礼制,赐茶已经成为了皇帝笼络大臣们的一种手段。
在赵昕看来,盐关系到天下苍生的性命,而铁则是兵农之本,古代制盐技术不够发达,且交通运输不便利,所以将盐收归国有,也是无可厚非的。
但将茶这一消耗品,收归国有就有些说不过去了。
后世市面上司空见惯的茶叶,从晚唐时开始被纳入官营,成为“茶官榷!”宋朝也继承了这一制度,不继承不行啊!因为老赵家的坑爹制度,每逢灾民四起,就选取精装编入禁军,如此一来,朝廷捉襟见肘,自然不肯放过茶这个获利不非的商品。
宋朝承晚唐、五代之制,在水陆交通便利的六个地方设立榷货务,即江陵府、汉阳军、蕲(qi)州,无为军、真州、海州,又在茶叶的主要产区淮南设有十三个山场,这六务十三场负责征购、储存、和批发。而开封设立的榷货务只负责批发。
在宋代,茶农们被称为“园户”,隶属于十三个茶场。官府每年会提前发放一些钱给园户,称为“本钱”,园户则按照官府配给的数额进行茶叶种植、采摘和加工。也就是说不是自己想种多少就种多少的,一切得由官府说了算。
而制作好后的成品茶,一部分作为茶租上缴给官府,剩下的则由六务十三场收购,不得卖于别人。在抵扣了本钱和茶息之后,园户们才能获得一定的收益,但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,古代无论种植什么,基本上都是靠老天爷吃饭,一旦收成不好,园户们不但要如数偿还本钱外,缺额部分的茶息也要照付不误。
六务十三场完成收购之后,再将这些茶叶转手批发给各地的茶商,最后在大宋各路销售。但茶商并不能随随便便地购买茶叶,而是先要到榷货务缴纳现钱或者金帛,换取类似“盐引”的“茶引!”也就是今天的提货单,随后才能到六务十三场批发茶叶。
官府就相当于一级代理,垄断了定价权和经营权,不允许茶商与园户直接交易,而二级代理,茶商们可以自主定价、自主经营。
宋朝太宗和真宗时,对茶官榷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,但最终都未能改变其国家垄断的性质。
站在官府的角度来讲,官府作为一级代理商,能获取绝大部分的利润,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,但由于官府干预过多,茶叶市场的活力不足。
首先,园户未能完成官府派给的种植任务的话,茶息却还是要照付的,如此一来,搞得一些园户入不敷出,只能靠“贴田卖屋”来抵偿,无疑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和从业风险,
其次茶商们和官府做生意往往会处于劣势,为了得到新茶,就得到处巴结送礼,而且官府每年都会根据市场来调节茶的价格,大头都被官府拿走了,剩下的利润又太薄了,所以茶商们缺乏积极性。
官府很聪明,不管怎么样,它都是稳赚不赔的。但排除六务十三场的管理成本,运输成本,仓储成本,损耗成本,还有打击走私的执法成本后,细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由于市场活力不足,所以往往是供大于求,茶叶积压严重。在赵昕看来茶官榷于官、于商、于民均有诸多弊端,就是一个三输的局面。
宋仁宗当政时,围绕废罢茶官榷的问题讨论了好几回,景佑三年,时任权叛户部勾院的叶清臣给宋仁宗算了一笔账:在景佑元年一年内,官府所获得的的茶息是59万贯,茶租是34万贯,但官府从茶商处收的税却高达57万贯,于是叶清臣建议改官榷为通商,如此一来官府不但节省了成本,而且光是收税就能获得几倍的收益,何乐而不为呢?
但不知道怎么得,一帮大臣们研究了好长时间,都以为不可行,所以废除茶官榷的动议只能搁置下来。
庆历三年,朝廷又开始讨论“弛茶盐之禁。”但当时的一把手范仲淹却认为眼下朝廷政缺钱呢?把茶禁放开,等同于让利于商,朝廷缺了这项收入,最后还是会分派到农户的头上。范仲淹本着“与其害农,还不如对商贾加以控制!”
所以即便是商业发达的宋代,重农抑商的思维惯性还是根深蒂固的。
等到庆历四年,朝廷财政宽裕的时候,范仲淹却早已被贬出京城了,正是应了那句话:“花开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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